| 《万象》第二卷期八期载有《袁寒云轶事》一文，向读者介绍了本世纪初的名人袁克文的遗闻轶事，它让今人可以了解七八十年前，作为风度翩翩贵公子的袁二公子生活方式的各个侧面。
回忆往事也是书写历史，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为续，但我的续文是从当时人的文字记载中得来，并非亲历。
唐鲁孙在《近代曹子建袁寒云》一文中，这样介绍袁克文的母亲和他的名号：
克文行二，是世凯使韩时，韩王所赠姬人金氏所生，克文在汉城出生前，世凯梦见韩王送来一只花斑的，用锁链系着，豹距跃跳踉，忽然扭断锁链，直奔内室生克文，所以世凯锡名克文，一字豹岑，至抱存寒云都是后来他的别署。
——唐鲁孙《大杂烩》（以下凡引唐鲁孙文出处均同此）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对袁克文的名号来历亦有涉及：
袁抱存最喜彩串昆砷《千忠戮·惨睹》一曲，故号寒云……其唱[倾怀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慷慨激昂，自为寒云之曲……寒云自书联语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差池兮斯文风雨高楼感。一用《千忠戮》，一用义山诗，抱序，自存怀抱矣。
——《后孙公园杂录》
这两则记载中，有两面三刀点与《袁寒云轶事》的叙述有异：一是袁克文的母亲姓金，不是“姓白“，据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载：“项城有八妄，高丽人二，一为寒云母，一为四子克端母。”那白氏就应当是克端的生母了？二是袁克文自号寒云，是因为他钟爱昆剧院《千忠戮》，喜欢唱[倾怀芙蓉]，“以建文自况”，“自存怀抱”，因以“寒云”“抱存”为号，与范华原《寒云蜀道图》无关。
有关袁克文的母亲和他的名号，当以《八十三天皇帝梦》中，他的同母妹妹袁叔祯（静雪）的回忆最为可靠：
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妹妹金氏一人为妄，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两个陪嫁的姑娘，李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收她们为姨太太，并按照她们年龄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我父亲在朝鲜原定娶金氏一人为妄，可是金氏本人却认为是嫁过来做我父亲的“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她不但不是“正室”，她的陪嫁来的两个姑娘，反倒被我父亲一并收为姨太太。同时在她的头上，还有一个我父亲当作“太太”来看待的大姨太太。她当时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她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出路，因此心情是痛苦的。由于精神苦闷的重压，使她成为一个性格古怪的人……
看来，袁世凯有三个朝鲜籍的妄（不是两个），其中没有“姓白”的，克文的母亲是三姨太，克端的母亲姓吴，是四姨太。唐鲁孙说：“洪宪皇帝袁世凯姬妄如云，一共给他生了十六个男孩。”陈巨来说：“其父共有七姬十七子”（以下凡引陈巨来文，均出自《袁寒云轶事》），他们说的都有不对，袁静雪说她的父亲有“一妻九妄，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看来，袁家私事在当时就已成了众说纷纭。
民国时代的史料笔记中，对袁氏诸子提到最多的是，长子克定、二子克文和三子克良，而对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以及当时尚属年幼的九子到十七子，则少有涉及。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在圾世凯称帝一事上，袁克文与袁克定有过相反
的态度，袁克良与袁克定发生过龃龉，因而引起政界和舆论界的关注，但实际上袁家父子兄弟的矛盾窨原因何在？他们各自的，特别是袁克文的政见和立场，到底得到了怎样的贯彻？在他的生活中，这一政治事件对他自身有怎样的影响？外界其实都在猜测和议论不一之中，今试作清理。
一、“极端反对”袁世凯称帝？
唐锝孙说袁克文“极端反对”“乃父窃居帝位，改元洪宪”，“而且民党有些人发表宣言，反对帝制，就根据那首诗引证指出，连项城识大体的儿子，都不赞成帝制，何况别人”，而佐证就是他写的一首《感遇》诗。
据《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夏口李以祉注释”云：
克定拥乃父称帝，克文时作讽诗示几谏之意，后以《感遇》诗获罪，诗云：“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斯科到球楼最上层。”初，克文逐日辟觞政于北海，结纳名士，从者颇众。克定阴遣岭南诗人某窥克文动静，某检举《感遇》末二句诗意为反对帝制。克定襄承世凯，安置北海，禁其出入。克文唯摩挲宋板书籍、金石尊彝、消磨岁月。
叙述的逻辑是：克定拥护袁世凯称帝，克文曾写诗讽示，克定暗中派岭南文人监视克文，岭南文人向克定举报《咸遇》诗，克定又向袁世凯禀报，因而袁克文被软禁于北海——兄弟相煎和袁克文被禁北海都是因政见不同而起。
据“江夏汪哕鸾记事”所云，讽示反对帝制的，除了吉家二子袁克文之外，还有三子克良：
克定左足病，颜世清（袁克定妻）右足不良于行，洪宪元旦，世清朝贺新华官，礼成，世清退值，急趋储官司贺太子，世清行拜跪礼，克定还礼如仪，克定左跛，杖而能起，世清右跛，亦按地良久，身乃成立，左右各留半膝，有如抵角对蹲之戏。克文，克良大笑哄堂。克定盛怒，痛责诸弟，谓其儿戏朝仪。克良答曰：汝真以储君威权，凌辱群季耶？世界上岂有跛皇帝，聋皇后者！并讥克定妇……克定纵怒掷物，民清又跛跪以求息怒。
如果说袁克文的《感遇》诗还只是对政治气候的一种委婉的忧虑，那末袁克良则是借对以“储君”自居的袁克定的不屑，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政治意向。
唐鲁孙《近代曹子建袁寒云》中说：
克文对乃父窃居帝位，改元洪宪，极端反对，他的长兄克定，则想备位皇储，准备父死子继，过一过做皇帝的迷梦。兄弟二人积不相能，兄在彰德，弟留津沽，兄在津沽，递返洹上参商避面，互不往还。克文最脍炙人口的诗要推“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那一首了，扬州才子毕倚虹，认为那首诗是反对洪宪帝制而作……
唐鲁孙记录了袁克定和袁克文对帝制的态度相左，以至于关系坏到“参商避面”“互不往还”的地步，袁克定是想自己当一把皇帝，袁克文为什么反对帝制仍不明白，而袁克文“那首诗是反对洪宪帝制而作”的认定，是来自扬州才子毕倚虹。毕倚虹当时是《时报》记者，新闻界名流，在舆论界正以气度风流的才子出名，唐鲁孙似乎在暗示，袁克文《感遇》诗的内涵的确立和宣传到广为人知，是与毕倚虹和舆论的操作有关，这说法与“夏口李以祉注释”所言，“《感遇》末二句诗意为反对帝制”，是出于“岭南诗人”的“检举”，却又不同了。
据《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载：
忱绿先生来函云，《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所传寒云之诗，为七律一章特其发轫之初尚有小小曲折人所未谂者斯作原稿，七律二章，题曰《分明》，前有小叙，经易哭厂（顺鼎）删改，并为一章，乃以问世。寒云于哭厂所删，殊未惬意，曾录原作示余，兹刊于次，以存其真。
按“忱绿先生来函”所云，寒流云原作七律二首，题为《分明》，是一首记游诗，叙为“乙卯秋，偕雪姬游颐和园，泛舟昆池，循御沟出，夕止玉泉精舍”，诗为：
乍著微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波飞太液心无著，云起摩崖梦欲腾。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明室转明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斯科到琼楼最上层。
小院西风送晚晴，嚣嚣欢怨水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东去骄风黯五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山泉绕屋知深浅，微念沧浪感不平。
这两首诗就是《汉南春柳录》中记载的，被袁克文昵称为“雪姬”的薛丽清所说“（袁克文）一日同我泛舟，作诗两首，不知如何触大公子之怒，几遭不测”的那两首诗了。
忱绿“来函”说，问世以后广为人知的《咸遇》七律诗一首，其实是另一位才子易顺鼎的删诗。年纪轻于袁克文十九岁的唐鲁孙，曾经亲眼看到一个与“夏口李以祉注释”中记载的相近的版本：
后来笔者在刘公鲁家，看到寒云写的一个扇面，写的一首七律，“乍着微棉强自胜，除晴晚向未分明。南回寒流雁淹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隙驹留争一瞬，蛰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字写得半行半草，也没署上下款，想来是兴到信笔之作。
刘公鲁是袁克文正室刘梅真夫人的堂哥，在他家的扇面上看到的这首诗，应当不是赝品，这首七律，再加上《咸遇》的题目，倒是真显得与前面两首颐记游诗，意味不同，说它带有政治色彩也无不可了，一说《咸遇》诗，先为克定“阴遭”的细作向克定“检举”，后有面世；一说克文写的两首记游诗，经易顺鼎删改，然后面世，看来诗确是袁克文写的，但如何公之于众，或有外人所不明的隐衷。
前面说过《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夏口李以祉注释”曾讲到由于克文“逐日辟觞政于北海，结纳名士，从者颇众”，引起克定的举报和袁世凯的警觉，因而袁克文被“安置北海，禁其出入”，父子兄弟的矛盾，完全是由历史上常见的宫延政治斗争引起。然而，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对他们的矛盾内容，又有增补的记录：
项城三子克良有精神病，洪宪对时言于项城，谓寒云与项城某妾有暧昧事，项城盛怒，寒云将罹不恻，地山急挈寒云去沪。后项城知为莫须有之事，意解，寒云始归京。
从“安轩北海”和避难“去沪”的不同后果来看，两则记载说的似乎不是一件事，但是袁克文被克定和克良，分别以“结纳名士”别有他图的政治阴谋，和与父亲有染的伦理大罪诬陷过，或许是由于“袁氏诸子，寒流云最有志学”（刘秉义《袁寒云丙寅丁卯日主跋》因而招致嫉恨吧！其实，袁克文风流是真，却不必一定要沾惹父妾，不过对袁世凯那个父纳子妾的六姨太叶氏，则又另当别论，她是袁克文的所爱不得已献给了父亲（事见《八十三天皇帝梦》），藕断丝连或许难免。他反对帝制也是真，在写《咸遇》诗的时候，或许也有过复杂的心理，但是，如唐鲁孙所云，“寒云的诗文向来不留底稿，随手抛掷，他虽记得有过这样一首诗，可惜已经记不得怎么说的了。”这样的不经意，可见他自己也并没怎么盾重这首诗。这首诗在当时，被反对帝制的舆论界和政治势力，拿来当作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重要武器，大概主要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却未必是袁克文的初衷。
袁氏家族中，反对袁世凯称帝最强烈的，是袁世凯的妹妹和他的六弟袁世彤，《后孙公园杂录》载： 项城胞妹，为清两广总督合肥张树声妇，称张袁氏，与项城六弟世彤，同署名遍登京津各报曰：袁氏世凯与予二人，完全消灭兄弟姐妹关系，将来帝制告成，功名富贵，概不与我弟妹二人相干，帝制失败，一切罪案，我弟妹二人亦毫不负究。特此声明云云。项城闻之，大为懊恼，然亦莫可如何也。
相比定，袁克文的《咸遇》诗的实际意义，也主要是存在于政治界和舆论界的宣传和夸张之中——虽然经过易顺鼎的删改之后，记游诗变得凝练，能带给读者的想像空间也得到拓展。
袁寒云在本质上是一介文人，他并不擅长，也不热中于政治斗争，袁克定防范袁克文工团，实在是他身边谋臣的自作聪明，唐鲁孙《近代曹子建袁寒云》记载：
后来世凯称帝，已成定局，克定谋臣知项城对克文宠爱，深恐他承欢谋储，于是蜚言中伤，他诡称有病，闭门不出，后来被他想出一条锦囊妙计，谋求援清朝册封皇子往例，封为二皇子，并请名家刻了一方“上第二子”印章，以示别无大志，那些谣诼才渐渐平息。
这样软弱的，毫无政治野心的“皇二子”，要是说他“识大体”、“众醉独醒”也就罢了，要是从左右两个不同的方向说他“极端反对”乃父窃据帝位“，或者有意”承欢谋储“，都是太夸张了。
“袁氏诸子，克定称为皇大储君，克文称为皇二子，各镌玉印。书翰启用‘皇二子’三字，克文所书联条多用之”（《后孙公园杂录》）。袁克文自称“皇二子”原为避祸，后来或有冷嘲热讽之意，但也仅此而已。
袁世凯曾在与“合肥李蜕庐”议论帝制时，谈到过袁克文：
九爷（李蜕庐行九）试思，余行年将六十矣，功名优患，均饱经之，何必再于此劳什子。如曰为子孙万世之业，环顾诸儿，老大（指克定）足跛，老二（指克文）日与樊山、实甫闹诗酒，都非能任大事者，老三老四（指克良，克端）更年幼识浅……
看来，还是老袁最了解自己的儿子。 袁克文不具备政治才能，对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争斗，都毫无参与的能力和兴趣，对于从天而降的灾难，也中人有逃避和恐惧。说他“极端反对”帝制，看来有眯过甚其词。
二、“近代曹子建袁寒云”
从身世和遭际来看，唐鲁孙把袁克文比作“近代曹子建”，可以说贴切恰当，事实上，袁克文在本质上也就是个旧文人。
他“读书博闻强记，十五岁作赋填词，已经斐然可观”。诗文被誉为“高超清旷，古艳不群”的袁克文，将富瞻的文采，用来自娱。填词作诗、即席集联，都为的是聊博一时的高兴和友朋的赞誉。酬酢唱和与青楼买笑的遭兴之笔不知几多，却都随手散失，自己关不以为意，在他四十二岁英年早逝以后，身后只有“日记十余册，说载起居、交游、遗闻、政治、唱酬、考订，逐日无间”。可惜的是，这些日记大部分不久亦都散失不存，只有“丙寅、丁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两本，辗转落到“悯其志、悲其人”的刘秉义手中，才获“影印百版”（刘秉义《袁寒云丙寅丁卯日记跋》）得以面世。
据张伯驹《春游记梦》载：
庚午（一九三○）岁冬夜，以某义务事共演戏于开明戏院，……卸妆后，余送寒云至霭兰室饮酒作书，时密密洒洒、飞雪漫无边际天、室内炉暖灯明，一案置酒肴，一案置纸笔，寒云右手挥毫，左手持盏，即席赋《踏莎行》词。词云：随分衾裯，无端醒醉，银床曾是留人睡。枕函一晌滞余温，烟丝梦缕都成忆。依旧房栊，乍寒情味。更谁肯替花憔悴。珠帘不卷画屏空，眼前疑有天花坠。
这“霭兰室”是妓馆，塞云填词时。有红袖“研磨伸纸”添香助兴，凌晨四时许，张伯驹，袁寒云方才兴尽而回。由于有张伯驹的保存，这首依红偎翠，情致委婉的词作才留传至今，今天来看这首词，虽说不上“古艳不群”，倒也可归入柳永一门。这位“近代曹子建”，将自己的过人文采，掷于青楼，在生活方式上，也更像那个“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
袁克文才思敏捷，“嵌字集联，更是深得联圣方地山真传，妙造自然，绝不穿凿牵强”，若有名妓伶求取嵌字联欢，几乎是立等可得。唐鲁孙说：记得他有一次在上海一品香宴客，步林屋携了琴雪秋芳姐妹同来，酒酣耳热，雪芳乞赐一联，他不假思索，立成两联，即席一挥而就，赠雪芳是“流水高山，阳春白雪，瑶林琼树，兰秀菊芳”，赠秋芳是“秋兰为佩，芳草如茵”。如若不是唐鲁孙有着天才记忆，这两联当然也就随风而逝了。袁克文把文采风流，当作是娱乐消遣的内容，也当作是自己作为贵公子，风流倜傥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他在勾拦中赢得了青楼薄幸的名声。
刘秉义《袁寒云丙寅丁卯日记跋》说袁氏诸子中“寒云最有志这，喜结名流，故于书法词章，旁及金石考订之属，卓然有独到处”。他对收藏情有独钟，举凡铜、瓷、玉、石、书画、古钱、金币、邮票、香水瓶、古今中外的秘戏图、光怪陆离的稀世珍品，无一不好。他为自己陈列收藏的“一鉴楼”自做长联，道是：
屈予赋，龙门史、孟德歌、子建赋、杜陵诗、耐庵传、实父曲、千古精灵、都供心赏；敬行镜、攻胥锁、东宫车、永始、宛仁钱、嘉印、晋卿匣、一囊珍秘，且与身俱。
这长联是对自己风流文采的概括，也是他的生之所爱，袁克文对金石珍玩的收藏，虽可以为他的“心赏”涂上高雅的色彩，却终归并未超大型出文人儒士自命风雅的范围，在他的生命中，那首唯一的，被涂上政治色彩，当时使他身价大增的，被唐鲁孙预言为“将来在历史上，自有其千古不磨的价值”的《感遇》诗，还有一大半应当归功于易顺鼎的润色，可见袁二人子的文采风流，也就仅只于文采风流了。
在他的生活中，老师方地山号称“联圣”，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作诗说他“方大狂名沾上传，争教红粉乞佳联。甑尘堆满饮无米，犹玩氤氲避火钱”。注文云：“方地山居天津……不改其乐也”，也是个以玩物度日蝗落拓儒士，樊樊山，易顺鼎，虽然都曾从政，但也是以诗词为能事的文人骚客。李水斋，邵交公，金息倨都是金石名家……袁克文在学问方面的圈子，也就是这样了。
作为一个文人，他“博解宏拔”；作为一个才子，他“瑰玮倜傥”，说他是“近代曹子建”，确无不妥，他生于乱世，使他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社会环境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华横溢。长在袁家，使他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将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的爱好，享受的极致……“文人”“才子”的含义，也许本来就可以是这样的。
三、“昔梦已非，新欢又坠”
迷恋于楼，日傍妆台，一向被中国古代文人视为儒士才子的风流韵事，袁克文既有父亲“姬妾如云”的榜样，又有挥金如土的可能。因此，他的“新欢“和”旧欢“也就特别多。
唐鲁孙说他“挥偶非常仔细而且挑剔，听说安微贵池刘尚文的女公子梅真美而贤，父久住在天津候补，他在长芦盐商查府寿筵上隔帘偷窥，果然修于是娴雅，于是托人求亲，对方正想跟随袁家结纳，遂成秦晋之好”。传统的观念是：娶妻重德，纳妾重貌，刘梅真却德貌双有，足证袁克文娶妻，确实仔细而且随意，“他先后娶了温雪、眉云、无尘、栖琼、小桃红、雪里青、琴韵楼、苏台春、小莺莺、花小兰、高齐云、于佩文、唐志君等妾姬十五六人”，他热恋过的富春六娘尚不在数内。这些新欢旧爱，多半是青楼佳丽、当红名妓。
袁克文对姬妾的态度，也熏染了民国时代自由平等的风气，两情相悦时则暂结琴瑟，互相厌烦时则折柳分钗，分手后既不会反目成仇。有的还可以像朋友般的往来。《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录最细的是温雪和小桃红，《后孙公园杂录》中说：
抱存自号寒云，而名其爱姬雪丽清为温雪，薛丽清亦名雪丽清，南部清吟小班名妓也。身非硕人，貌亦中姿，而白暂温雅，举止谈吐，苏产中诚第一流人。
袁克文与薛丽清（唐鲁孙所说的雪里清）虽然两情相合，对婚姻的期望却不一样，袁克文想独对美人，金屋藏桥，薛丽清却酷爱自由，喜爱热闹，二人结了秦晋之好以后，分娩之后，就离异他往了。寒云诗中，美称薛丽清为雪姬，有诗题加《丁卯秋偕雪姬游颐和园泛舟昆明》之类，终是恋恋不舍，一厢情愿，刘成禺《后孙公园杂录》记载：
温雪醉心豪富，决非厌倦风尘，寒云置之山水之间，同事清福，未免文人自作多情矣。卒以身恶拘束，出官求去。民国五年秋，曾来汉口，寓福昌旅馆，重树艳帜。《汉南春柳录》记雪丽清谈天宝遗整形则甚详，其辞曰：予之从寒云也，不过一时高兴，欲往宫中一窥其高贵。寒云酸气太重，知有笔墨而不知有金玉，知有清歌而不知有华筵，且宫中规矩甚大，一入侯门，均成陌路，终日泛舟游园，浅斟低唱，毫无生趣，几令人闷死。一日同我泛舟，做诗两首，不知如何触大公子之怒，几遭不测。我随寒云，虽无乐趣，其父为天子，我亦可为皇子妃。与彼此祸患，将来打入冷宫，永无天日，前后三思大可不必。遂下决心，出宫自去。克定未做皇太子，威福尚且如此，将来岂能同葬火炕，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之为妙也。袁家规矩太大，亦非我等惯习自由者所能忍受。一日家祭，天未明，即梳洗耳恭听已毕，侯驾行礼，此等早起，尚未做过。又闻其父亦有太太十余人，各守一房，静侯传呼，不敢出房，形同坐监。又闻各公子少奶奶，每日清晨，先向长辈问安，我居外官，尚轮不致电。总之，宁可再做胡同先生，不愿再作皇帝家中人也。
这篇谈话是薛丽清离开袁克文后到汉口“重树艳帜”时所谈，“《春柳录》管群所记”当有实录的价值。其中将文人贵公子与青楼名妓生活趣味爱好的区别，以及合离的原因，都讲得坦白彻底。
薛丽清是袁克文二十五六岁时的欢爱，袁世凯正式称帝之前二人就劳燕分飞了。她并未真当上“皇上妃”，当上“皇子妃”的是她的替身小桃红。据“旌德”汪彭年民国四年九月十七日晨，到后孙公园对刘成禺口述：
新历民四、九月十六日，项城寿辰，宫内行家人祝嘏礼。少长男女，各照辈次分班拜跪。孙辈行中，有老妪抱一赤子，合手叩头。项城曰：此儿何人？妪应曰：二爷新添孙少爷，恭喜贺喜，项城问其母为谁？旁应曰：其母现居府外，因未奉皇上允许，不敢入宫。项城曰：即刻令儿母迁进新华宫，侯我传见。
儿何人？寒云纳薛丽清所生也。丽清分娩后离异他往，项城因儿索母，何处可寻？如果，袁乃宽，江朝宗等，与寒云商定，当夜朝宗派九门提督率兵往石头胡同某清吟小班，将寒云曾眷之苏妓小桃红活捉入宫，静侯传呼。八大胡同佳丽，受此惊吓，不知所云，有逃避一二日未归院者。事定，手帕姐妹，艳称小桃红真有福气，未嫁人先做娘。
这小桃红也是袁克文二十多岁时的所恋之一，在袁世凯“赐诸子克定，克文，克良北海离宫各一所”时，曾与克文住在雁翅楼。后来是因为《咸遇》诗被克定举报？还是因为克文被克良诬陷与父亲姬妾有染？反正袁克文被禁止“与当朝名士往来唱和”时，陪同克文被软禁的就是小桃红，北海离宫虽然衣食无忧。但一个“日为饮食”一个“摩挲宋版书籍金石尊彝，消磨岁月”（“夏口李以祉注释”），两人都尝尽了无聊。直到小桃红被捉拿入宫，还真当了一回“皇子纪”“皇孙母”。不过，强扭的瓜不甜，三余年后，小桃红终于无福消受从天而降的荣华富贵，“与寒云分离，在津重张艳帜，易名秀英”（“溧水伯欣记”），这应当是民国七八年的事。
二人分手以后，彼此都未忘情，直到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还有袁克文接受“秀英邀观影剧”的往来，袁寒云丙寅三月二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式记载：
秀英原名小桃红，今名莺莺，咸予旧欢小字也。对之枨触。爰致语曰：提起小名儿，昔梦已非，新欢又坠；漫言桃叶渡，春风依旧，人面谁家。又曰：薄幸兴成小玉悲，折柳分钗，空寻断梦；旧心漫无边际与桃花说，愁红汰绿，不似当年。
这一年，袁克文三十七岁，已经生出“断梦空寻，”“昔梦已非”的今昔之感。 其实，袁克文是性情中人，喜读书好声色，博雅而且钟情，他一娶再娶虽因天性好色，可能也与深信“集云轩济公坛”说他要娶足十二金钗的预言有关。他风流，却不放荡，性喜青棂，却无龌龊之态，与新欢旧欢的记游怀想诗词，一如与友朋的交往，这真是一种修养和天性。他不随便接近象姑，不与女优夹缠，对友朋的妻妾及亲眷都端肃文雅，即使到青楼去嫖妓，也彬彬有礼，如同是去寻红颜知已，从无轻薄之态。生在袁家，对他来说，大概也是一种幸运吧！
四、非歌一曲四座惊
张伯驹《春游纪梦》中说：“洪宪前岁，先父寿日，项城命寒云来拜寿。地寒云从赵子敬学昆曲，已能登场，但不便演，介绍典家演昆曲三场，后为谭鑫培《托兆碰碑》，时已深夜，座客皆倦，又对昆曲非知音者，乃忍睡提神，以待谭剧。”
洪宪前岁的一九一五年，正是袁克文对戏曲最迷恋的时候，当时昆曲在洋城已是问津者少，坚持这种高雅审美趣味的人也已不是太多。张伯允本人好的是京剧，在张伯驹父亲寿辰时连演三场昆曲，纯粹是为了袁寒云的爱好，观客“忍睡提神”也是“陪看”的意思。
一九一五年，岁在乙卯，正是袁世凯酝酿称帝闹得最热闹的时候，“洪宪热”中“克定伪印《顺天时报》，皆言日本如何赞成帝制”，是当时最愚蠢的创新，“洪宪前，各省请愿代表列队游行至新华门前，高呼万岁，完毕，每人各赠路费百元，远道者二百元，各代表请增费，至于狂骂，后各增二百元，纠葛始寝”（张伯驹《春游记梦
洪宪纪事诗补注》）。以行政命令组织各地代表公费进京请愿推戴，是对中国古老的“劝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近代中我上的滑稽事件。在袁世凯和袁克定忙于政事的时候，袁二公子却在忙于看戏和演戏。《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载：
乙卯年北京闹洪宪热，人麋集都下，争尚戏迷……当时袁氏诸子，要人文客长包两班头二排。
自民四张勋入京，集都下名角于江西会馆，演戏三日。克文亦粉墨登场，采串《千忠戮》昆曲一阕。名士诗人，揣摩风气，咸伏梅兰芳等谱曲，被之管弦，著于歌咏。定北海为教坊，奉克文克梁（良？）为传头，袍笏演奏，殆无虚日。此金台昆曲最盛时代也。
《千忠戮》是李玉所做传奇，袁克文喜欢串演其中的《惨睹》一出，无非或爱唱词的词采，或对建文这一角色有特别的兴趣。这时，袁克文正有“体消瘦，貌清癯，玉骨横秋，若不胜衣”（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的外表，装扮起来，也是风度翩翩的。
一年以后，袁世凯驾鹤西去，“洪宪”也翻然成为历史，袁克文再演《惨睹》（一名《八阳》），心境就大有不同了。张伯驹云：
项城逝世后，寒云与红豆馆主溥侗时演昆曲，寒云演《惨睹》一剧，饰建文帝维肖……寒云演此剧，悲歌苍凉，似作先皇之哭。后寒云又喜演《审头刺汤》一剧，自饰汤勤。回看龙虎英雄，门下厮养，有多少忘恩负义之事，不啻现身说法矣。
洪宪之后，袁克文饰演建文帝，于表演歌唱中注入了内心的苍凉之慨。刘成禺《寒云歌——都门观袁二公子演剧作》或许真的道出了寒云公子内心的隐衷：“阿父皇袍初试身，长兄玉册已铭勋。可惜老谋太匆遽，苍龙九子未生鳞。输革满盘棋已枯，一身琴剑落江湖。”袁克文串演《八阳》犹如登台说法，竟达到了台上台下的心灵沟通。“苍凉一曲万声静，坐客三千齐辍茗。英雄已化劫余灰，公子尚留可怜影。”他在《审头刺汤》中饰演与建文帝角色完全不同的丑角——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势利小人汤勤，也有登场寄慨的含义。翻复人情薄如纸，两年几度阅沧桑“（《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的凄怆之感。
两个剧后来就成了”名票“袁塞云的代表剧目，也成为当时一些圈子里议论的话题。
说袁寒云是“名票“并非夸张，徐凌霄在《纪念曲家袁寒云》（《剧学月刊》一九三三年二卷一期）中说他是“研音律，善昆腔之曲家，”“袍笏登场，能演能做之名演员”，他“度曲纯雅，登场老道，有非老票所能及”者，竞是度曲和登场两擅的全才。一九一八上袁寒云创立过票房“温白社”，工于演剧的溥皇室将军溥侗，与寒云公子同社，“温白社”全盛时，“一面会集曲友按照排演于江西会馆，一面与同好同志时作文酒之会，讨论剧曲，兴趣弥浓。交换知识，研求有得，则笔而书之，以寄京园”，当时徐凌霄主持《京园剧刊》，上面登载过袁寒云对昆曲的研究文章，据徐氏说，寒云文章中对南曲昆系字音演变的梳理，对于“吴乡昆班，古法亦失”，“维数学者之歌尚有遵循，规矩因赖以不坠”的看法，对演剧“不可如俗伶‘泥’守成法，亦不可如妄人，任意‘乱’改”的看法，都自有见地。
袁寒云虽然票戏，却从忘贵公子的身份。温白社中票友多为出身高贵的名流，当时的“四大公子”，除张学良外，溥侗、寒云和张伯驹均在社内，有资格到社中教戏和配戏的伶人，也都非闲之辈：袁寒云与王凤卿合演《审头刺汤》，与程继仙合演《奇双会》，与溥侗、张伯驹，以及名伶九阵风、钱宝森、许德义同过台，也并非有戏就票。他表演追求高贵风雅，选择的戏码也有偏向要传达某种意绪的考量。即使衣冠优孟，也是“出入乐府，文采烂然”，“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臧晋叔《元曲选序》）。
袁克文一生可以用“贵公子，纯文人”六个字来概括：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任情任性的生活，他喜欢金石书法，集联填词，冶游嫖妓，粉墨登场，兼及了传统文化和二十世纪初的新潮时尚，在享受上，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
《袁寒云轶事》说，天津有人说袁寒云“以色自其身”，“死于花柳病”。唐鲁孙说袁克文于“民国二十年三月间以猩红热不治，享年四十有二”，又是众说纷坛。
袁寒云一生，交友无数，虽然都是笔墨文翰之交，筵宴冶游之友，真心怀念仓皇人也不少，他的丧事算得上风光旖旎，据唐鲁孙说“灵堂里挽联挽诗，层层叠叠，多到无法悬挂”。
张伯驹所书挽联为：
天涯落拓，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谁怜旧日王孙，新亭涕泪；
芳草凄迷，斜阳暗淡，逢春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唐鲁孙认为最贴切也最出色的挽联是梁众异的：
穷巷鲁朱家，游侠声名动三府；高门魏无忌，饮醇心事入重泉。
天津西沽，曾是寒云公子的埋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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