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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小布”
陆谷孙

  先将文题作一解读。

  事缘一九五九年本人大学三年级时在沪郊葑溪乡劳动期间,因被发现放工之后独在畴间徜徉,口中念念有词,有人悄悄踅近,隐约听到“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不要和愚妄的人去空作争论”等字眼(我在背诵普希金的诗“纪念碑”),报告上去,于是遭到批评,说我劳动固然积极卖力,却只是“大力士挂帅”,头脑里的资产阶级精神王国未有触动,白旗没有拔掉,红旗尚未插上。其时我刚读完斯通写的杰克·伦敦传《马背上的水手》,写日记时遂仿其结构自嘲为“田埂上的小布尔乔亚”,简称“田埂‘小布’”。

  大学师生下放参加体力劳动,时称知识分子劳动化,是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发布之后蔚然成风的。记得第一次下乡劳动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年底,当时第一波反右高潮刚过,第二波“补课”尚未开始,号令一下,体力劳动自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我在复旦本科五年,研究生三年,下乡下厂次数无计,每次半月至三月不等,此外还在校内外的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在食堂抹桌洗碗,在货轮码头扛过大包,在崇明海滩割过芦苇,在上海闹市推过粪车。大炼钢铁时曾入校长官邸拆钢窗;大除四害时,曾登高楼轰赶麻雀,曾蹲坑边以箸夹蛆灭之,免得来年成虫为患,也曾在夏日黄昏以皂液涂抹脸盆壁沿,来回挥舞,粘捕蚊子。最有意思的是,每次除四害后必须检点斩获确数,从寝室室长起层层汇报上去,以供评比之用。 青年时代的我不怎么在乎肌肤、筋骨之劳,自问是较快过了体力劳动这一关的,不像有的同学一听说要劳动,忙着找医生开病假证明,或是一下乡急急便往炊事班钻,逃避田头重活。其实,干重活是很“爽气”的。就拿挑担来说,肩部压多了,渐渐隆起一块肌肉来,百来斤的担子压着不再觉着生疼,而是仍可健步如飞,一口气走上两三里路不成问题。那年头,学习成绩的优劣大家并不很看重——至少从表面看是这样,评判学生更重要的标准是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劳动态度、集体主义观念以及劳(动)卫(国)制体育锻炼的成绩等等。大学生都处在好胜年龄,总有竞争,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不是没有竞争,而是“竞争”二字属布尔乔亚话语,所以大家宁可用“竞赛”、“赶超”、“力争上游”一类字眼代替;而竞争发生的领域,诸如上文提到的灭蛆大评比,不说空前绝后,至少也是很不寻常的。农村是广阔天地,也是竞争的大舞台。试设想,一支十数人的队伍,肩挑高过人头的稻子或麦子重担,以“吭唷,吭唷”前呼后应的号子协调着步伐,由远及近,雄赳赳进入打谷场,那确是一种力量之美的展示。当你看到场院上的人,包括自己班级的体弱成员(尤其是女同学)齐刷刷向你投来赞赏的目光时,你会体验到菁英(elitist)的愉快,飘飘然觉得自己在竞争中当了一回强者,更何况空担返田那一路等于调剂,任轻风把满担来时一身淋漓大汗吹干的同时,哼上几句歌,吟出一首诗,颇有一点悠闲的野趣。今天回想起来,我能较快适应田间劳动,可能与自己在故乡余姚农业文化中度过的童年不无关系。来沪十年,虽然也身穿毛蓝布,脚踏小方头,可我不会像在上海长大的青年那样闻到粪肥就皱起眉头,捂住鼻子;而长年生活在闹市逼仄的空间里,夏天听不到水塘蛙声,秋天听不到墙根虫鸣,还会感到若有所失。

  凡此种种使我对“田埂‘小布’”之责心中不服。诵读普希金何罪之有?须知这位旧俄诗人是苏联的骄傲,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不也高耸在汾阳路和岳阳路的交汇处吗?沪上影院不都在争映《黑桃王后》吗?一九五九年那一阵子中苏高层虽已开始交恶,草民尚在懵懂之中,只记得区区两年以前,反对学习苏联是要被扣上“右派”帽子的。——当然,那时也根本无法想像有朝一日文坛会闹出一部窥淫癖似的《普希金秘密日记》公案来。

  我这人从小就有出声独白的恶习。因为家里管得严,不肯放我出门,又因两位姐姐分别长我十岁和五岁,趣好更不一样,我在幼时基本上没有玩伴,只好借助心理学上称作“自居”(identification)的原理,一人串演数角,朗声说着话,手持门闩、扫帚、枝条等道具伴以动作自娱。我一会儿演《水浒》,一会儿演《说唐》,越几日又以达太安或亚岛士(法国大仲马小说《三剑客》中人物)“自居”,甚至还“反串”过“荒江女侠”,常常是弄得满头大汗,被大姐骂一声“小小神经病”,二姐倒是会给我打扇,但又喜欢把我额头的痱子掐出一泡水来取乐。

  荀子曰:柔从而不流。一九五九年那次批评以后,我只好缄口收敛,但同时又从出声独白演化出无声默诵的习惯,且从普希金到莎士比亚,由汉语而英文,自我熏陶和自我陶醉的功效一样不恶。但每当来到乡间旷野,四顾无人时,还会放声“自说自话”。

  至于“田埂‘小布’”之责的实质,按照极“左”尤其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政治标准判断,不但毫不为过,甚至还是一种“陈述不足”(understatement),反而证明“总要顽强表现”的最高指示。事情的关键在于普希金诗里一切美好的东西,诸如孤高的尊严和诗的隽永,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倘若这点判断一错,在文学艺术中实行泛政治和泛意识形态化,自然就一切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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