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忏悔•认错

——德国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纪盛

　　 这几年在香港教书，真有在香港教书的快乐，可以用简单的生活经验大致说一下。比如认识了杨振宁教授，不能不说是很难得的机缘。杨教授与我在哈佛时就常有通信，但从未见过面，到了香港立时就认识了。再比如说，我喜欢爱因斯坦，在波士顿时翻译了莱特曼（ Alan Lightman ）教授所写的一本小说《爱因斯坦的梦》（ Einstein's Dreams ），也因此认识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莱特曼教授。

　　 我曾买过派斯（ Abraham Pais ）的名著《奇哉上苍》（ Subtle is the lord ），每见到方程式就头痛，就无法不想起我的爸爸来。爸爸是北大物理系的毕业生，是吴大猷的弟子，是马仕俊的同窗。他如果还活着，我可以向他撒娇，或者跟他打架，也让他稍微给我讲讲这些方程式大概是什么意思……结果变成了想爸爸。派斯这本书，对我而言近乎白买了。

　　 在香港，我又翻译了一本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书（《情书：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也就是爱因斯坦与米列娃所写的那五十几封情书，是波士顿大学的舒曼教授（ Robert Schulmann ）编纂的，直接读信比看派斯的名著好多了。我一边翻译，一边欣赏爱因斯坦的顽皮。他怎样气他妈妈，或挖苦他妈妈，都是空前的创作，却都写在情书之中。这个青少年的淘气言行，令人又好气又好笑，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蓄满了待发的风雷；既令人惊、又令人惧。由这些信中看得出，他对米列娃当时确是倾心爱慕、努力追求，但后面的几封信已渐渐看出他的勉强与不耐了。我的看法是：爱因斯坦想找一位在智力上与他比肩，可以听他谈话的对象，在情书中，他说过：“等我们结婚以后，一起努力搞物理。”米列娃与这位天纵奇才的科学家共同生活，要不疯也很难，最后无可避免地成为不可收拾的惨剧。大概天才之得以成全，有如东坡之来去这个世界，连草木的生命也要夺去。我译完这本书后，徒觉怅然与茫然。

　　 一位俄国专家库兹涅佐夫（ Boris Kuznetsov ）所写的《爱因斯坦传》，我虽听说过，可是就算把这本书摆在我面前，我也看不懂啊！现在学俄文怎么来得及？但又没有英文译文。我到香港后不久，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立时给我在商务印书馆买到了。原来内地之译俄文正如港台之译英文，是跟得很快的。这本俄人所著的《爱因斯坦传》，下笔的方向与英美的作者不大相同。比如该书第三部分叫做“对比”，列论爱因斯坦与一些历史巨人的关系：爱因斯坦与亚里士多德、与笛卡尔、与牛顿、与法拉第、与马赫、与玻尔的比较，所举人物都是科学大家，可是最后两章，却从陀思妥也夫斯基与莫札特着手，从文学家与音乐家对爱因斯坦的影响来描画爱氏这个人。

　　 我很爱读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也非常欣赏莫札特。在翻译《爱因斯坦的梦》时，整本书的序曲是这样结束的：“年轻人在椅子里荡来荡去，等待着打字员来上班，随即轻轻地哼起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我就不能同意莱特曼的看法，怎么可能是贝多芬而不是莫札特？虽然莱特曼写的是小说，可以随意任想像奔驰，但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贝多芬对爱因斯坦而言是太强太重了。所以我在香港翻阅这本俄人所著的爱氏传记里，最先看的是莫札特这一章，这一章的中文翻译就将近三十页。莱特曼可能没有看过这本俄文传记，可是我在香港却有这种幸福与便利。

　　 这期间，莱特曼在《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上，写了一篇文章，即弗尔森（ Albrecht Polsing ）的德文原著、由奥瑟斯（ Ewald Osers ）英译的《爱因斯坦传》（ Albert Einstein ）书后。这本书的特色，由莱特曼所用的书后标题就可看出来——“矛盾的天才”，其他传记可以说只是谈爱因斯坦的长处，几乎将他神化了，而弗尔森谈及爱氏的弱点，也就是爱氏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弗氏的结论是：“爱因斯坦既是一个有崇高原则的人，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既是独行客，又是激进派；是自由主义论，又是精英是尚论；是大理论家，又是审查专利的实践者……”这堆结论全是反面的。我认为凡是反面的立论，总不免强辞夺理，流于苛刻。比如弗尔森所说而莱特曼引述的爱因斯坦计较小钱，但议论起来，他们又认为钱袋是不屑一顾的，二者岂非矛盾？

　　 我有一次看刘半农女儿的思父回忆录《父亲刘半农的最后岁月》，她写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的德国通胀的情形，很像我爸爸常说的逃离大陆时金圆券一日三“惊”的状况。比如一九二二年那一年美元与马克之比是以百计，一九二三年就得以亿计了。这时爱氏要由德国起程作东亚之行，他是挣马克的，怎么能不斤斤计较呢？蔡元培与他约好来中国，结果因酬劳上说不拢，就只去日本，不来中国了。我记得台湾有本《科学月刊》说，爱因斯坦之不来中国是因为爱小钱，内地又有一本文摘引用台湾杂志的说法，把爱氏之小气责备一番。不看全局，只看片面，就变成弗尔森所说的爱氏小气了。我怎么能同意弗氏的说法？此其一。

　　 还有，爱因斯坦与威廉大帝研究所的关系。据弗尔森所写而莱特曼所引的，威廉大帝研究所始终给爱氏保留一间办公室。弗氏难道不知爱氏与米列娃决裂后，他们的离婚协议是威廉大帝研究所的哈伯（ Fritz Haber ）拟的稿吗？爱因斯坦在柏林火车站送别米列娃母子时，因不舍得孩子而大哭，陪在旁边的也是哈伯。当晚，爱氏就住在哈伯家。弗氏说留一间办公室给爱因斯坦，是因为哈伯与他的私交太好。这正是哈伯的一厢情愿，与爱氏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后来的事实是爱因斯坦离德而赴美了。如果派斯的书可以视为科学家的科学传记，那么弗氏的书根据爱氏档案，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可能许多材料弗氏在写作当时还未及深究，乃有此反面意见，我也许受了后出传记的影响，实在不能同意。此其二。

二

　　 大概是半年多前罢，在杨振宁教授的电邮里，看到爱因斯坦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纪念的消息。大会在爱因斯坦的诞生地乌尔姆（ Ulm ）举行，时间当然是爱氏生日三月十四日左右。之后我上网去查，只是一些德国观光局的德文广告，不是词句过简，就是我不懂德文而搞不清楚。一月中由杨教授处知道了三月十四日当天是由杨教授主讲，后来知道了弗尔森也会参加，我想主编《爱因斯坦全集》的舒曼、写《爱因斯坦的梦》的莱特曼都可能会去。

　　 杨振宁、舒曼、莱特曼，我都认识，后二位且几年不见了。我就去信大会主席问个究竟，大会主席乌尔姆大学的教授史坦纳（ Frank Steiner ）立即回电邮说，舒曼因正动手术不能去。但他看我译过两本爱因斯坦的书，又看杨教授的据实而荐，就邀请我也去。之后，匆匆订机票、找旅馆，只是顺理成章的费事费时，而居然就成行了。上机前发现竟是与杨教授一家人同机飞法兰克福，就结伴同搭火车，两小时后即到乌尔姆——爱因斯坦的出生地了。

　　 早晨九点多钟，仍是雾 ## 的，穿城而过的多瑙河是一片青灰。河畔行人很少，只见一些鸟在低空飞翔，一些在河里戏水，枯枝间拂过的风，吹面不寒，竟有些春意了。至于杨教授的讲辞，我们且待他自己的手笔。他的翩翩风采，容我回港后再作专文描述。

　　 斯诺（ C. P. Snow ）是在爱因斯坦奇迹年即一九○五年诞生的。他的《两种文化》（ The Two Cultures ）正续两篇，是相隔了几年的姊妹篇之作。正篇是谈科学与人文界之老死不相往来，续篇则是谈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文化，即历史学家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沟通。这次大会特别邀请杨振宁教授讲演，这是代表科学罢。又邀请了爱因斯坦的曾孙演奏莫札特奏鸣曲，也可说是象征艺术。节目上还有史家弗尔森的演说，是否可以当作第三种文化，来沟通科学与人文呢？

　　 这个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以下当然是我的看法了。这个会可以说是德国向爱因斯坦道歉的会，爱氏在一九三三辗转去美的那年，离开时是声明誓不返德的，这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个会也可以说是爱因斯坦向日本忏悔的会，因为两颗原子弹杀了多少日本平民，虽不是直接，但与爱氏的 E=MC2 方程式不无关系。这个会又可以说是认错的会，日本对二战之“死不认错”（比如参拜靖国神社）与德国之勇于认错，正成对比。

　　 转了一圈，或可以说，这是个循环的认错罢！我呢？还是背诵一段王勃罢：“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童子何知，躬逢胜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