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民代表自发选举上来的副县长李兴民,因为违背了上司的意志而屡遭冷遇,后来“官场中介”相中了他,朝他索取钱财为他铺路,让他当上了县委书记。李兴民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又不得不受制于官场潜规则,最后落了个被“双规”的下场。如果以这个故事大意来概括符兴全的长篇小说《大音希声》,不免落于通常所见的官场小说的巢窠。我看重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散落于几十万文字中的对话以及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它们形成一个链条,表露出来作者对基层选举的关注、忧心和反思。
李兴民以前的上司,年轻的博士黄某到了美国,考上了公务员,他对李兴民说,“我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批博士,竟然要逃来美国,是我的耻辱?还是别人的耻辱?”黄某曾打压过李兴民,黄说:“在那种环境中,人都会变成那样,只要有机会,一有条件,都会变成那样。在美国,总统能训州长吗?州长能训县长吗?总统是全国人民选出来的,县长是全县人民选出来的。哪有总统打击州长的事,除非你犯法,但那又是法官的事,不是你政府长官的事。”为什么会这样?李兴民的思考是:“权力对源头负责,这规律谁能违背得了呢?像王书记那么随和那么体贴部下的人,都摆脱不了这个规律。他也想把下面的戏演得有声有色精彩绝伦,但他骨髓里的真正意图,还在取悦源头,我能够回到永兴当书记、县长,执掌一方最高最大权力,这源头不也是在上面吗?”于是,他决定在自己的县里进行改革,镇委书记和镇长由下面若干个党支部推荐,谁为老百姓办的事多,就让谁当镇委书记、镇长,把权力下放给基层的老百姓,县委只把关,不干涉。他对组织部长说:“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全国第一个‘吃螃蟹者’,但仔细阅读党章和人大组织法、选举法,就知道那上面早都规定好了,我们只不过原原本本按党章和有关法律办事,只不过还党章和选举法有关规定的面目,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这是巨大改革,需要巨大勇气呢?因为我们多少年来没真正按党章和选举法办事,而是按照不上文本的上级的意图行事,而把党章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当做实现我们上级领导意图的一种程序,使我们的意图披上合法的外衣。”
故事到这儿,似乎可以结尾了,但李兴民遇到麻烦了。市里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如果计划生育完不成任务,李兴民就要撤职。而老百姓推举出来的镇委书记镇长们,自然更看重老百姓的诉求,不会为李兴民的前程负责。他们不配合李兴民,李兴民只有下台一条路。卖官给李兴民的市委书记高某,教训李兴民说:“在当今这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靠什么控制局面?‘枪、票、帽’。枪是什么,不用多说了,也不是我们能掌握得了的;票嘛,又紧巴巴的;只有这个‘帽’,是我们手头最好把玩的资源,而你李兴民把这最珍贵的资源放出去了,你还怎么调控局面?”他痛心疾首地告诉李兴民:“你以为我就不懂民主吗?改革不配套,单边突进,是不容易成功的。”李兴民的基层选举实践,仅限于一地一时,上下脱节,没有制度护航,这种实践必然是无根之木,成不了气候。
最后,那位官场中介被捕,市委书记倒台,所有从市委书记手中买官的人,包括李兴民,全部被“双规”,李兴民慨叹“要是由人民来选我,我会是今天这样吗?”
《大音希声》关注的基层选举问题,目前似乎还是个禁忌,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说这是禁忌。禁忌只在人们的心里和人生经验上。而书中所谈的,虽然时显振聋发聩,但在一些成熟的民主社会,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不过皮毛枝节。再过若干年,当真正的选举一级级实现起来,我们甚至为作者现在的焦虑感到好笑。但是,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如何到来?不还得经过讨论、辩论、争取甚至付出血汗的努力吗?因此,即使我们期待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也要向这本“过时”的《大音希声》表达敬意,因为在得到的过程中,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揭开了讨论的序幕。(图书封面在附件文件里)
(《大音希声》,符兴全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定价32元)
(编辑:刘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