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日报》

 学富五车 为人朴厚
——访《世纪老人的话》主人公季羡林
 

问：您出生在山东农村，小时候艰苦的生活对您日后的影响很大吧。

    季羡林：我６岁离开山东农村老家官庄。回忆起童年，眼前没有红的、绿的，只有一片灰黄。我们村在山东穷县中是最穷的，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人家，根本没有家产。祖父祖母死得早，父亲兄弟三个，一个送人了。父亲与叔父相依为命，在家没饭吃，就去枣林拾落在地上的枣吃。兄弟俩后来去济南闯天下，混不下去又回到乡下。再后来，叔父闯关东混得还是不好，买彩票却中了奖，一下子暴富了，可没多久就挥霍没了。我就是在又穷了的时候出生的。小时吃得极坏，那红高粱真是难以下咽，不吃又饿，那种艰苦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仍耿耿于怀。可是这些生活琐事却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它有时激励我前进，有时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这与我儿时的生活经历关系很大。现在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溺爱孩子，颇不以为然。爱护儿童要得法，否则就是害子女。

    问：您精通数种外语，学习外语始于什么时候？

    季羡林：父辈老季家就我一个男孩，我是季家惟一的希望。６岁投奔在济南生活的叔父，在那儿上的学。外语也是从那时开始学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可望不可及的英文，于我居然唾手可得了。

    问：您未满１８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季羡林：１９２９年我转入济南高中学习，这在我一生中是个重要阶段。尤其国文方面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写作中潜移默化地于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作的一套看法。而董秋芳先生的指导对我影响最大，他的指教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活动。自那以后６０多年来，我从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与文章写作虽风马牛不相及，但一有灵感则拿笔写点什么。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辍，完全出于董先生之赐，我毕生难忘。

    问：１９３０年您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为何舍北大而取清华？

    季羡林：当时考名牌大学十分困难，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学校。而我仅报了两个，并同时录取，是我的运气好。但如何选择却很挠头，终难决定。当时“留学热”并不亚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从留学角度清华似乎优越些，在留学的历史潮流推动下我选择了清华。

    问：在清华受的教育使您受益终身。

    季羡林：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可以说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受朱先生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先生分不开。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我印象深刻。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一次我与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且友谊终生。

    问：您留学德国１０年，机会是怎样争取的？

    季羡林：６０多年前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亚于今天。因为大学毕业生如没门路照样找不到工作，而能出国“镀金”回国则身价百倍，成了“抢手货”。当时出国一是私费，这于我家庭经济拮据，亲老子幼而言一点不可能；一是官费，要考试但人数极少，只有两个。官费留学钱相当多，可在国外生活舒适，令众多学子垂涎。患了留学热的我清华毕业后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员，待遇优厚，每月１６０大洋。我虽吃上了这碗饭，但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得很，讲课如履薄冰。其实我被聘并非仅由于我发表过文章那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异常激烈，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被撤换。此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勾心斗角，他们都需寻求支持，都看上了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我。而我不愿吹牛拍马加入派系，自觉饭碗将不保，必须离开。正当我心急如火而又一筹莫展之时，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流处交换研究生，路费治装费自付，食宿费互相付给。条件虽不理想，于我却如救命稻草。我在清华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我一报名立即通过。此举得到叔父和全家的支持。原定交流计划只有两年，谁知一去竟１１年未归。

    问：当年的留学热已成历史，您怎么看今天的留学热？想对留学生说点什么？

    季羡林：当年出国的吸引力比现在大。我们那时是“镀金”，那时出国没有哪个人是不回来的。而现在出国，我看是崇洋媚外，这没出息。你自己的国家弄不好，到人家那里赖着不走。对此我非常瞧不起，可又无能为力。

    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国必须回来。一个人自己国家治不好，赖在人家那里不走，嗟来之食你吃得舒服吗？一个人是有人格的，人穷骨头要硬。

    问：能够到哥廷根跟世界权威学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心愿，而您有了不世奇遇。

    季羡林：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我学吐火罗文与偶然性有关。留学前我没听说过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通读此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没想学。因为我学了梵文等多种语言，已经超负荷。我怕学不好丢了国家的脸，我到了国外就代表中国，不能掉以轻心。可是已过古稀之年的教授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想传绝学于我这个异域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教授没征求我的意见，也不给我考虑余地，即刻安排上课。我除了感激，就只有下决心学习。

    现在西克教授已去世，每念此我感怀不已。但中国的吐火罗学，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已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梵文学者，他们将肩负这门学问的重任，对此我深信不疑。

    问：据说您去北大工作是陈寅恪先生的推荐？而且您也是北大职称晋升最快的人？

    季羡林：１９４５年德国法西斯垮台，英国人接管了哥廷根。这时我得知陈寅恪先生在英国治眼疾，我就给他写长信汇报１０年来的学习情况。我很快得到复信，陈先生说他很快就回国，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激，１９４６年秋我如愿到北大。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几年后转教授。然而我到校约一周光景即被补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进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可见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与爱护。

    问：请您就治学的方法对年轻学人谈点感受。

    季羡林：我同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境界观点。具体讲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工作须在理论、知识面、外语、汉文四方面上下功夫。至于方法，我提倡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两者缺一不可。

    问：您一生研究东方文化且建树颇多，您怎样看待东方文化？

    季羡林：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世纪的转折点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不会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阶段，但世纪末往往对人类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近代中国受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于是有人高呼“全盘西化”，有人想倒退。我认为两者都没从宏观上看待东、西方文化。如将眼光放远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两种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所谓３０年河东，３０年河西。我不敢说新世纪东方文化一定能战胜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不能万岁，现在已见端倪。

    问：您是我们这个社会较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请谈谈您身为知识分子的体会。

    季羡林：按我出生的